一条过年鱼
作者：王永垓
腊月的脚步像一匹加鞭的快马，一天快似一天。看着临街而列卖春联、卖鞭炮的摊铺，瞧着人们提着鼓鼓囊囊的年货从商店里出来，我才恍然知道，年关临近了。哦，又要过年了。
说起过年，在那物资匮乏，“进口货”奇缺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村支书老胡送我一条过年鱼的往事，又涌上心头。
1973年，我在川北一个坡难长树，地难产粮的贫困山区的村小教书。那年，学校放寒假那天，村支书老胡家住的那个生产队，把集体鱼塘里养的鱼捕捞起来，分给农民，准备过年。那时，过着穷日子的庄稼人，有了这样的年货，可高兴啦，因为他们期盼的就是“年年有鱼（余）”啊！
那队里有两个学生因为看捕鱼，连成绩通知单也没来领，还是我下午给送去的。
次日晨，我起床洗漱后，正准备煮早饭，老胡的小儿子彤娃提着一条鱼，蹦蹦跳跳地来到学校。
“王老师，我爸叫我告诉你，生产队给你分了一条鱼。我给你送来了。”彤娃笑眯眯地对我说。
生产队怎么会给我分鱼？这不可能吧。我紧皱双眉，以为彤娃在撒谎。
“真的，是生产队给你分的。我爸就是这样告诉我的。” 聪明的彤娃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，把他爸的话，又复述了一遍。
看着那条比巴掌还大，比前臂还长，背脊苍黑，鳞片光鲜，尾鳍呈红色的鲤鱼，我当然眼馋，当然心动，当然想把它收下。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我害怕因为误吃一条鱼而获罪，故不敢有半点轻率。一阵冷静的思量后，我对彤娃说：“我不是生产队的社员，没资格分鱼。你呀，可能是把你爸的话听错了。”我一边说，一边催他把鱼提走。
我这一催，彤娃急了。
“老师，你怎么不相信我呢？我爸的话，我听得清清楚楚的，没错，绝对没错。”说这话时，彤娃眼眶发红。过了一小会儿，他又补充道：“老师，我把鱼提回去，我爸会骂我，说我没完成任务。如果他生气了，兴许还会打我咧……”话没说完，他呀，竟然急得掉下了眼泪。
看着彤娃着急的样子，我估摸着，这鱼，可能是生产队给我分的。心中有底后，我高兴地接过了那条肥肥的鱼，掂了掂，哟，足有两斤多重。在那十天半月也难见到半点油荤的年代里，有一条如此肥硕的鱼，那是何等欣喜，能吃上一条这样的鱼，又是何等幸福啊！
大年三十的年饭桌上，除了青菜、萝卜和一小碟回锅肉之外，还有这么一条观之养眼，闻之生津的鱼，老婆、孩子都吃得乐滋滋的。我呀，在咀嚼着香喷喷的鱼肉时，也咀嚼着生活的酸甜苦辣，嚼着，嚼着，还真嚼出了那么一点年味儿呢。
次年开学，我到给我分鱼的那个生产队去通知学生入学，正好碰上了队长。我想，吃了人家的鱼，咋能连个“谢”字也没有呢？于是，我十分感激地对队长说：“谢谢生产队给我分鱼！”
队长一听，懵了。他皱着眉，摇着头说：“没，没给你分鱼呀。”
听了队长的话，我也懵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是村支书老胡，把分给他家本来就不多的过年鱼，送了一条给我。
我，一个生活在社会褶皱里的弱者，一个与书本、孩子打交道的教书匠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，能得到老胡那样的关照，我很感动，一辈子的感动。
生活告诉我，老胡送给我的不仅仅是一条鱼，更是一份浓浓的情！
鱼贵有价，情无价。老胡待我的那份深情，铭心刻骨，至今没忘。
